[81]这种认识似乎是将法益看做民主多数决的产物，是刑事立法者基于民意而作出的判断。

如果这样，就像波斯纳指出的，政府对不受欢迎的思想所施加的任何成本都可能导致大量其他思想对它的严重替代。这意味着它首先防备而不是信任政府，尤其是对公共秩序负有直接责任、也最具侵权能力的行政部门。

戒备也非意在贬低这些诉求，而是防止其沦为限制言论的一般性理由。其次，由于在面临政府管制时显示的脆弱性，它们才需要宪法优先保护，以平衡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力量。在此类案例中，宪法言论自由被还原为一种个体利益，使其在公共利益面前不堪一击。学理和判例显现的问题，需要我们清算对言论性质的误解，这将涉及对宪法权利之一般性质的深层理解。参见梁治平：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与轻重，《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146～158页。

我们认为，就那些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构成威胁的言论而言，政府的管制权力应该受到尊重。而一方名誉受到贬损总是另一方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副产品。如在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领域，由于行政机关仅作为监督者的角色存在，很难对相对人的权利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在考虑时应以积极面向为主，消极面向仅作附带考量即可。

（二）消极面向 如上文所述，给付行政程序的积极面向要求行政机关促进公民生存权的实现，其消极面向则要求行政机关的权力仅仅限于生存权，此后的发展权则是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共同推进得以实现。进入专题： 给付行政 行政救助 经济状况调查 。二是行政救助中的经济状况调查与相对人的物质帮助权能否实现直接相关，且鉴于经济状况调查的特点，相对人基本权利，如隐私权、住宅权等均有受到侵害的可能性。而在给付行政中，没有疑惑的社会价值与保护有关对待个人的确定的价值所指向的都是受给者。

与学术研究的昂首阔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给付行政立法的踌躇不前：2005年便开始起草的《社会救助法》，屡易其稿，仍停留在征求意见的阶段。然而，不幸的是《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4年）对于经济状况调查的规定又回到老路上，仅对《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的规定进行了重申而已。

可以说经济状况调查是与干预程序殊异的给付行政程序，具有显著的代表意义。随后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1999年）第7条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调查的实施机关是管理审批机关，即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结合条例第4条之规定，居民委员会可以经由委托承担调查的行政任务。其二，经济状况调查中对于部分维系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因不具有变卖的可能性，不宜认定为家庭财产。手段的选取上，应当按照对申请人隐私权、住宅权的侵害程度由轻至重地排序实施，如信息核查应是对申请人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应首先予以适用，唯有在其无法达到目的时方才考虑其他的手段。

国家层面有关经济状况调查的最早规定可以追溯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制定前的《民政部关于加快建立与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1999年），该通知规定： 各地民政部门要依靠街道和居委会，深入细致地做好申报人员家庭收入调查和核算，做到既不误发也不遗漏，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可以说《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是目前为止对经济状况调查最为细致的规定，然而由于其停留在行政规定层面，且是试行，仍需要上位规范的确认。又未曾忽视目的相关、最小侵害指引下，依靠行政权限、行政责任的消极模式。对此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当然是出台一系列高位阶的给付行政规范，对具体问题作出明确回应，然而立法程序的滞缓性以及给付行政的复杂性让我们不得不另寻出路。

上文提及，目前经济状况调查的开始是由实施机关主导的，申请人的受调查义务被认为是行政救助申请的一个附随义务，公民一旦提起了行政救助申请就必须要接受经济状况调查。而这也暗合了支配给付行政的核心原则——辅助性原则，辅助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一方面应当行使促进公民生存权实现的行政职权（有效性），另一方面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又仅限于促进生存权的实现（有限性）。

宪法确立了公民物质帮助权等社会权，通过法律的细化规定，这种社会权转变为需要生存照顾的公民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救助请求权，而行政机关所要做的无非是通过行政程序对该行政救助请求权进行审查，并帮助实现权利。这一理念已为执政者所意识并强调，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即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将实施对象限于家庭财产与家庭收入，并分别作出定义。程序实质上是一个角色分配的体系，是一个意见交互的过程。（一）积极面向 给付行政的生成源于20世纪以来各国宪法对社会权的确认与保障，不同于传统的自由权仅要求行政机关的不干涉，社会权要求行政机关的积极促进。至此，可以将经济状况的有关规定表述如下表： 据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分析：（1）在实施主体方面，将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为数量庞大的救助申请人的调查主体显然是难以负荷的，而通过委托的方式使村（居）委员会成为实施主体似乎可行，但作为自治主体的村（居）委员会是否具有调查的正当性以及专业性是不无疑问的。消极面向则要求经济状况调查所导致的合法权益损害能得到救济，即可救济性。本文第二部分通过规范所导出的现实运行中的经济状况调查显然是一种消极模式，但规范所期许的是它能够起到促进公民物质帮助权实现的功能，两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导致了该项程序在现实中的诸多困境。

可控性针对的是经济状况调查实施之前与实施之中，可救济性针对的是实施之后。（三）实施手段 实施手段方面，目前可以选取的主要是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群众评议、信息核查等几种，然而在实践中哪些是必须采用的，哪些可用可不用，以及具体顺序如何，各地做法均不一致。

二、现实运作中的经济状况调查 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相对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需经过书面申请、调查、批准、公布的程序。二是利益在程序中被错误地剥夺的风险。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给付行政的地域差异性，在判断行政程序是否目的相关时需结合当地的相关配套制度。因此，干预行政下的行政职权是基于对公众自由权的保障而生成的，给付行政下的行政职权（毋宁说是行政义务）则是基于对公民的社会权的保障而生成的。

对于实施过程也作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如调查人员不少于2人，调查结束后要申请人签字。公民可以提出行政救助申请，同时拒绝经济状况调查，无非在此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状况数据，申请人无法得到行政救助而已。通过对现有规范中的经济状况调查梳理可以发现其在实施主体、实施对象、实施手段、实施过程四个方面均存在问题与不足。干预行政下的比例原则强调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应选择对公民利益危害最小的手段，并且因实施该行为所获取的公共利益一定要大于给公民带来的损失。

（3）在实施手段方面，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群众评议、信息核查等之间究竟处于何种关系、在实施过程中如何选取并未言明，在实践中实施主体具有极大的裁量空间。此后，国务院及民政部先后发布《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2007年）和《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2010年），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的经济状况调查扩展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查的实施对象上将部分的家庭收入排除出去，如按国家规定所获得的优待抚恤金、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金以及教育、见义勇为等方面的奖励性补助。

调查的实施手段有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至于各手段之间的关系是递进还是选择规定未有明确。通过行政程序对给付行政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约束是控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有效措施。

由此发展而来的行政法往往是国家用于干预社会和个人活动的重要工具，我国现有规范性文件中充斥着的大量罚则，即是这一理念的最好体现。与此同时，在约定经济状况调查时，申请人也可写入调查中止的条款，如在调查人员应当回避、调查人员拒绝出示证件时，申请人有权要求停止调查。

美国法官通过判例发展出一套判断行政程序与目的是否相关的利益衡量标准，这些利益主要包括以下三项：一是曾被政府活动所影响的私人利益（V）。这一点在国外的通行做法是设定免审额度，在免审额度以内的财产、收入可不纳入到实施对象之中，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另一方面，经济状况调查的侵益性往往会导致申请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此时应当保证申请人权利的可救济性。五、结语 昂格尔曾指出：权利不是社会的一套特殊安排而是一系列解决冲突的程序。

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积极—消极的程序模式对于实施手段的意义在于：积极面向要求实施手段有效率的运作，即高效性。

以此两点来审视目前运作中的实施主体，即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领导下的村（居）民委员会，我们发现村（居）民委员会虽然属于群众自治组织，并非行政机关，然而其事实上的权力性却不可否认，如在垦利县垦利镇南十井村村民委员会与胡志香等农业行政给付上诉案中，法院即指出村民委会在某些事项上具有行政职权，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所谓消极模式即消极地控制行政不越权、不滥用，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作为公民社会权实现途径的给付行政应当尤其强调行政程序的作用。因此，侵害行政程序比给付行政更为重要的观点是不符合经济学观点的，行政决定的同样错误要给行政给付的相对人造成更大的边际影响，所以给付行政应当具有与侵害行政同等或者更为严格的法律程序。